[导读]陈撄宁先生是近代著名道教人物，本文是陈先生的自传，他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记录自己看似平淡的大半生，但读来却给人一种隽永而坚韧的力量。
少时苦读成疾
我是安徽省怀宁县人，生于清光绪六年十二月（一八八零），旧法算七十四岁，新法算七十三岁（以后年龄按新法计算）。父亲以教书为职业，家中设馆授徒，我自幼即受家庭私塾教育。三岁时，开始读书，到六岁时，已读完三字经、四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七岁至十一岁，读诗经、书经、易经、礼记、左传。
十二岁至十四岁，学做诗文。读古文、古诗、八股文、试帖诗（以上皆是父亲自己教读，没有第二个老师）。
十五岁，患极度的衰弱病症，医生说是童子痨，无药可治。那时读书最苦，既要多读多记，又要背诵得出，昼夜用功，无星期假，无寒暑假，无体操运动，终日伏在书桌上，脑筋用着不停，食物又缺乏营养，当然要弄出这样的病来。因此父亲不敢教我再读书，我自己也极怕苦读，遂改学中医，想从古代医书里面寻出一个治童子痨的方法。
十六岁至十九岁，从叔祖父学中医。他的医书很多，我都看过，于普通病症是有办法，但是我自己的病治不好。偶然看到一部医书上谈到仙学修养法，我甚感兴趣，姑且试做。起初毫无效验，颇觉灰心。只以自己生命已经绝望，除此别无良法，勉强继续再做下去。后来身体渐渐好转，生命方能保全。此时就是我平生研究仙学修养法之起点（修养法有各种不同，有儒教的修养法，有佛教的修养法，有哲学的修养法，有仙学的修养法，后来我都研究过，只有仙学修养法合于我的宗旨，所以后来我专门研究这一法）。
二十岁至二十七岁，除研究中医学理并仙学修养法而外，又兼看各种科学书。那时尚无所谓教科书，凡是讲科学的书都是上海江南制造局译学馆翻译的，字大，版本又大，和旧式的线装书一样。我兄平日研究物理、化学，尤精于高深的数学，更善于绘制机械图画。我的普通科学知识，皆是由兄处得来。他因为勤学过度，三十几岁，得吐血症而亡，故我对于专门科学书不敢再用心研究。后来虽考入安徽高等学堂，时候不久，因旧症复发，半途退学，未能毕业。
三年通览《道藏》
二十八岁至三十一岁，因为旧症复发，心中恐慌，知道自己所学的修养方法尚不够用，需要再求进步，遂离开家庭，到各处求人指导（从廿八岁起，即不靠家庭生活）。先寻访佛教中有名的高僧，如九华山月霞法师、宁波谛闲法师、天童山八指头陀、常州冶开和尚等。但嫌佛教的修养法都偏重心性，对于肉体仍无办法，不能达到去病延龄之目的。因此又寻访道教中人，如苏州穹窿山、句容县茅山，都是香火地方，道士们不懂得修养。又如湖北均州武当山、山东即墨县崂山，虽有少数做修养功夫的人，他们所晓得的方法，尚不及我，有许多问题不能回答。其他不出名的地方，如安徽怀远县涂山、浙江湖州金盖山等处，都是空跑，并无结果。我想，这样寻访，白费光阴，还不如自己看书研究，因此遂下决心阅览《道藏》（以上皆是清朝光绪宣统时代，以后即民国时代）。
三十二岁至三十五岁，《道藏》全书，遍中国不过七部，都在各省有名的道观内，如沈阳太清宫、北京白云观、南阳玄妙观、武昌长春观、成都二仙庵、上海白云观，各有此书一部（其余一部或在陕西省某道观内）（清阳子注：其余一部，那时应当是在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太清宫，为万历皇帝所赐，现存青岛市博物馆）。民国初年，姊丈乔种珊在上海行医，他劝我来上海和他同住，因此有机会于壬子、癸丑、甲寅这三年，长久在上海老西门外白云观阅览《道藏》。此书共计五千四百八十卷，是明朝正统年间刊版，留传到今约五百余年，向来没有人把这部书看完过，只有我坚持不渝费了三年光阴，从头到尾，看过一遍。此后即无人再看，放在藏经楼上六个大橱中，封锁三十七年之久，书多霉烂破损，前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拨款一千几百万元，雇工将全部《道藏》修补完整，移交上海文化机关保管，不在白云观内。《道藏》看完后，我又想研究佛学，在杭州城外海潮寺佛教所办的华严大学住过一时期。乙卯秋季，又往北京寻访专门做修养功夫的人，惜无所遇，遂暂住北京（我离开家庭之后，在外面旅行的费用，是姊丈乔仲珊接济，他身体也坏，希望我寻访得有效的方法，转教给他）。
（陈撄宁边批：“1895年乙未，开始学医。1900年庚子，开始和兄研究科学。1907年，访道。1915年，到杭州华严大学教和尚们地理。1924年，又到北京来过一次。”）
三十六岁至五十五岁（丙辰至乙亥），丙辰年秋季，由北京回上海，与妻吴彝珠同居。她此时已不在医院服务，自设诊所于上海民国路，执行医师业务，我帮她照顾一切琐事，有空闲时，即阅览各种书籍。这二十年中，生活安定，尚能容许我研究学术，亦兼看文学、史学、哲学、医学、佛学等书（书的来源，或自己购买，或向人家借看，或到图书馆阅览）。二十年中所看的书，实在不少，我妻常笑我是书呆子。我因为上海环境太坏，若不把精神寄托在书上，就难免受外界的诱惑，摇动自己的身心，所以看书也算是我修养之一法。有些时候，看书仍不能制伏妄念，就出门游历，住到山里去，庚申年住九江庐山，甲子年住北京西山，其余苏渐皖三省名山，或久住，或暂住，所以住山也算是我的修养法，能够安定身心。
中岁妻病国危
五十六岁（丙子年），乙亥年，我正住在徽州黄山，我妻患乳腺癌症，无药可治，她也想学修养法以延长寿命，写信催我返沪，勉强度过冬天。到了丙子年春天，妻病更重，只得和她迁居上海西乡，她用我教她的修养法自己治疗，大有效验，因此我对于仙学上的修养法增加信仰，凡是人家寄来种种复杂的问题，无论此人我认识或不认识，皆详细的写信答复他们。因为我想把自己由《道藏》全书中所研究出来的高深修养法让群众咸知，不愿矜为独得，所以一面答复人家问题，一面又将信稿连问题公开发表，毫不隐藏，破除古代的旧思想，直到丁丑年秋季，方告一段落，这也是我为社会尽的一点义务（以上是抗战以前的事）。
五十七岁至六十四岁（丁丑至甲申），丁丑秋季（陈撄宁边批：“丁丑1937，戊寅1938，己卯1939，庚辰1940，辛巳1941，壬午1942，癸未1943，甲申1944。”），上海四郊已在抗战，我们住在乡间，尚无所闻，临危急时，匆忙逃出，所有书籍、衣服、器具、食物、药品等，完全牺牲。此时已无力成家，我一人住在外甥女乔馥玖处（即上海泰兴路五三八弄三号），后来彼处避难的人多，屋小不能容纳，张嘉寿为我设法租住别处（乔馥玖即张嘉寿之妻），那时各地方避难的人都集聚在上海，房租及物价飞涨，嘉寿个人之力不能负担，由几个朋友共同帮助。后来帮助之人逐渐减少，难以维持，仅靠张嘉寿、张竹铭两人照顾。那时我妻住在尚贤妇孺医院，仍带病服务。后来她病势逐渐加重，蒙该医院念她往日服务之勤劳，特别优待，许她住院养病，不收一切费用。我也陪她同住医院，经过长久的时间（此段所说，皆在八年抗日战争期内）。
六十五岁至七十岁（乙酉至庚寅），乙酉春季，我妻因患乳腺癌，殁于上海东湖路尚贤妇孺医院。她自甲戍年得病至临终，经过十年之久，别人真患乳腺癌（乳癌有真假之分），不过三四年即死，从来没有活到十年者，因为她在病中常做修养功夫，增加体内抵抗之力，所以寿命多延长了六七年。我们无家庭，无子女，全靠亲戚朋友等共同帮助，料理丧事。妻死后，我离开尚贤医院，和张嘉寿等同住在东湖路浦东中学内。乙酉年冬季，迁移到上海铜仁路二五七号史剑光家中（以上在抗战胜利之后）。己丑年冬季，由铜仁路史剑光家迁移到上海华山路一四六一弄六号张竹铭医师家中（以上在上海解放之后）。
晚年讲学不辍
七十一岁至七十三岁（辛卯至癸巳），已往，我常常代人家做世俗应酬文字，或为讲解历史、国文、哲学，以及仙学上的修养法、医学上的健康法之类的书籍，实际上等于家庭教师，但不拿薪金，只由他们照顾我的生活。外甥女乔馥玖屡次劝我年老体衰，不宜再费脑力做文字工作。当时我尚不注意此话，到了七十岁后，自己感觉有时用脑过度，即心痛心跳，眼昏耳鸣，胃病大发，始信她劝我的话不错。遂于辛卯秋季（陈撄宁边批：“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五日，由华山路张竹铭家中迁移到泰兴路乔馥玖家中，取得武定路派出所第1665号迁入证。”），由上海华山路一四六一弄六号张竹铭家迁移到上海泰兴路五三八弄三号乔馥玖家，闲住两年。但若从此无所事事，仍然销磨老年有限的光阴，亦非夙愿，所以仍想做我的文字工作。
杭州中医师胡海牙，于庚寅（陈撄宁边批：“1950”）年冬季，请我讲过古医书素问、灵枢经，本年（陈撄宁边批：“1953”）四月，他又写信邀我来杭，共同研究针灸科书上高深的学理，预备编辑针灸学辞典，因此由上海来杭，住在胡家（陈撄宁边批：“一九五三年六月下旬由上海泰兴路五三八弄三号楼下厢房乔馥玖家中迁移到杭州市银洞桥十九号胡海牙家中”）。后来省政府秘书厅有一位同志晓得我对于中国古代学术颇有研究，尤其对于《道藏》全书曾经用过三年心力，而且我的资格又和中央所规定的文史馆馆员资格相符，他就把我名子提出，经审查委员会通过，由省政府正式聘请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之一，为工作上便利起见，因此我的户口迁移到杭州。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即农历癸巳年九月廿一日
陈撄宁写于杭州市银洞桥廿九号慈海医室